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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夯实社区治理基础 筑牢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 时间:2020-03-18 10:42
      来源:成都日报

    构建居民生活美学蓝图打造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 本报资料图片

    社区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与居民利益和生活休戚相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区疫情防控,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在此次抗疫战争中,社区作为防疫抗疫工作的最前线,被视为医院之外另一个看不见硝烟的主战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被充分彰显。

    疫情防控检验社区治理能力

    疫情防控过程中,社区一切工作让位于疫情防控,具体承担了疫情监测、信息报送、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各项工作,针对一些没有物业管理或者物业管理不善的小区还要负责兜底工作,这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作量以指数倍增长。尤其是入口管理和人员排查这两项十分琐碎、具体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远远超出了社区六七个工作人员所能应对的范畴,一些重点防控地区的工作更加繁重,这对社区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检验的是社区前期工作基础扎实与否和社区日常治理水平的高低。具体而言,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能否优质高效的完成主要取决于社区以下几个方面的治理能力:

    一是社区社会动员能力。疫情防控中,社区能否充分调动社区党员、社区楼长、单元长、社区居民骨干、社区社会组织、物业服务机构、业委会以及社区志愿者等力量共同参与,是社区能否获得充足人力开展疫情防控的关键。例如,为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疫情抗击,成都市县两级社治委发挥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专责部门作用,构建市、县、街(镇)、社区四级运行机制,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社区发展治理领导体系和工作体系,迅速动员集结了44万名基层治理力量,有效完成了人员分类排查、政策法规宣传、体温动态监测、生活用品代购、人文心理关怀等服务工作。这充分说明,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只有平时群众基础扎实的社区才能有能力全面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而一些缺乏群众参与基础、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的社区则难以承担起疫情防控的重担。

    二是社区资源整合能力。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社区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应对防疫物资筹措、公共区域消毒、废旧口罩回收、瓜果蔬菜供应、健康咨询检查、疫情心理辅导等各类问题,这就需要社区充分发挥资源整合能力和服务统筹功能,迅速将服务重心从“日常社区服务”转为“危机应急服务”,维持社区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疫情防控中,一些城市积极发挥党委统揽基层治理的优势,统筹整合和调动辖区抗疫资源,有效应对了防控物资短缺、防控条件简陋等典型问题。例如,成都统筹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志愿服务等相关资源,着力构建精准精细的社区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零距离、居民诉求全响应,把优质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在疫情防控中社区服务重心从“便民生活服务”转为“联勤应急服务”,确保关键时期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为促进城市尽快恢复生机活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社区协同联动能力。仅靠行政力量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畅通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促进治理形态从常态时期的“共建共治共享”向抗疫时期的“群防群治联动”转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由于多头管理导致排查任务频繁增加和变动,一些排查由于缺乏专业性而流于形式,社会组织没有参与或参与不足等等,本质上都是社区综合防疫网络缺乏协同,没有形成治理合力的结果;而一些地方党委统揽的基层治理机制迅速转化为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机制,相关部门高效联动、基层力量紧密配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构建起统一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体系,筑牢了遏制疫情社区传播的前沿防线。例如,成都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协同共进、街镇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双向互动,释放出城市基层党建外溢效应,形成“众星拱月”的聚合态势;创新非公企业党组织、社会组织、群众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迅速形成了“群防群治联动”效应,释放出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四是社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本次疫情来势汹汹,决定了留给社区处置相关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基层街道和社区能否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势,依托各类现有社区信息平台,开发适用于社区防控工作全流程和各环节的功能,直接影响着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效率。如北京有的街道和社区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迅速开发人员线上登记及分类管理APP,实现一张表单的数据收集和统计;有的街道和社区上线了社区疫情防控等级管理地图,组建社区“防疫大脑”,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动态“五色图”(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等级预警程度)进行资源调配,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极大地提高防疫工作的效率。

    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此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既是检验社区治理成效的试金石,也是社区共同体营造的黄金契机。在享受城市化规模红利的同时,重视城市社区中人的尺度和诉求,尊重社区治理规律共建良治社区,方能真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使社区在关键时刻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石和支撑。

    一是打造以居民为中心的社区发展治理模式。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如何保障居民自治权益,切实为居民提供好服务,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是决定基层治理成功与否的根本评价尺度。社区治理非朝夕之事和一日之功,既需要公共场所营造、绿道建设、小尺度街区等空间规划策略,亦需要扶老助幼、文体娱乐、公益志愿、专业社工等软性服务的发展。重视社区中人的因素,以社区居民需求为中心、以社区服务为龙头,以社区公共空间让渡为前提,经过长时期的用心建设和积累,社区才能在关键时期拥有足够的动员力,发挥出、发挥好社会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

    二是注重和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宏观引导责任。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均衡、流动人口管理不精细、社区发展不平衡、社区物业管理差距较大、社区公共服务资源悬殊、社区停车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在各大城市社区中均有凸显,这就要求党和政府不能以自治名义甩包袱、推责任,应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推进服务中心和资源下移,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社区发展的相对均衡,促进社会融合,避免社会割裂形成“短板”社区。

    三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组织化工作体系。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权利、资源禀赋、组织特点和运作机制等不同,各主体之间纵横交织的协作网络尚未形成或虽初步构建但并不顺畅,协作网络中仍以“原子化”的居民个体和分散化的条块部门为主体。因此,打造社区相关主体的组织化载体及协作网络,如发挥党组织的统筹和带头作用,依托“楼门—小区—社区”微治理网络形成联防战线,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从“兴趣型”向“公益型”转型升级,引导专业组织对接社会需求,政府打破部门壁垒资源共享等等,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并有效衔接与合作的运行机制,方能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到实处。

    四是提升社区工作的专业水平和治理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要求也日益提高。社区工作者能否通过专业化的工作赢得社区居民的认可和支持,很大程度上成为社区居民是否愿意支持、参与社区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治理的角度看,基层一些小的问题处理不好,往往会造成风险的向上转移或加速外溢,其他环节将为之付出数倍的资源和成本。因此,除强化资源下沉和政策保障之外,还需要通过引入专业组织、加强知识培训、导引人才向基层流动、打造社区信息平台等配套举措为社区赋能,真正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

    耿云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